偏于内蒙古一隅的鄂尔多斯，近年来因地下储量丰富的煤炭而暴富。

在过去，鄂尔多斯一度以羊绒经济为主，如今这里的煤炭和房地产业正在成为支柱经济。

鲜为人知的是，除了煤矿和房地产外，地下钱庄已经在鄂尔多斯兴起，当地人把地下钱庄称为鄂尔多斯的特色经济之一。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地下钱庄与煤矿和房地产结成的利益同盟，为这个草原之城的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如今这个金融与暴利行业的结盟已经滚出了数千亿的经济规模。

然而，这个数千亿规模的地下钱庄正行走在崩溃的边缘，这一切要从石小红说起。

地下钱庄信用崩塌

“石小红出事后，有段时间圈内惶恐气氛浓重，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危险！”刘洋(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洋为化名)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一家地下钱庄的老板，10月5日，在和记者谈及近期被媒体关注的“石小红非法集资案”时，刘洋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

石小红是谁？此人在地下钱庄圈内影响几何？

石小红，女，今年42岁，曾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纺织二厂的一名纺织女工，案发时为鄂尔多斯市凯信至诚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7月，石小红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控制，于2010年1月移交至鄂尔多斯警方，目前该案已经侦结，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据警方提供的信息，石小红非法集资案中的直接受害者有300多人，还有为数众多的间接受害者至今仍未主动报案。

石小红于2006年涉足高利贷行业，截至案发，她以2.5%至4.5%不等的月利率，累计吸收民间资金7.4亿多元，案发后能够追回的仅为3.41亿元，其中包括石小红在全国各地的43处豪华住宅、位于东胜区鲍鱼先生酒店房地产、铭泰房地产开发公司股权和债权、达旗凯信至诚商务酒店房地产、呼市东岸国际、威海等地房地产的拍卖所得。

一位地下钱庄负责人认为，石小红案对鄂尔多斯地下钱庄业影响极大，可能让该市地下钱庄业面临崩溃，这源自信用危机。

“鄂尔多斯的地下信贷之所以能繁荣至今，全凭‘信用’，虽然每年都会发生一些呆账、死账，但数目并不大，有的账可以缓收，大家对信用都不怀疑。”刘洋表示。

据了解，石小红从2006年开始涉足高利贷行业，很快就因为为人仗义、守信用，而成为地下信贷圈子里的一块“金字招牌”，圈内有人甚至打着石小红的名号去吸收市民存款。在石小红被抓两个多月后，依然有人给她的公司送存款，几乎所有与其有关联的人都相信她会平安出来，至今连公安局办案人员和被害人都不愿意用“诈骗”来形容石小红。

记者了解到，与全国各地的地下信贷类似，鄂尔多斯的地下钱庄最初也是从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发展储户，逐步向外围推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用合法的身份掩护注册公司拓展业务。不过，在鄂尔多斯向地下钱庄借钱，担保人比抵押物更重要，也就是“信用”成了维系交易的关键。

但此前一直以打“信用”牌为主的石小红偏偏栽在“信用”二字上。

“石小红出事对圈内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那些储户们，他们开始频繁地给我们打电话，询问自己的钱是否也给石小红了。”刘洋告诉记者，石小红从信用的金字塔上跌落只是瞬间的事，但整个地下信贷圈子的信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随着警方对案情的公布，鄂尔多斯地下信贷圈对石小红出事的看法由“失足”逐步过渡到了“失信”。在他们看来，石小红的奢侈生活和投资方向的失误是对储户的不负责。曾经与石小红有过资金来往的地下钱庄老板杨美琴告诉本报记者，石小红买豪宅、豪车，是在大量消耗储户的钱，“我认为她的信用出了问题，可能压根就没打算还钱。”

恐慌蔓延

根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警方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已经报案的人数有300多人，其中为石小红揽贷的最大“户子”(为地下钱庄或是资金使用者揽贷的个人)曹丽琴一个人名下就有220位受害人，涉及金额也达到了6700万元人民币。其余100多人都是直接与石小红发生借贷关系的市民，这些人也是最早感知事态危险的一个群体。

除了上述300多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受害群体至今隐匿不现，记者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这一群体或是地下钱庄，或是与曹丽琴一样的“户子”。

据知情人透露，内蒙古自治区和鄂尔多斯市两级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石小红事件的影响扩大，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那些至今没有“暴露”，或是主动回避的受害群体可能牵涉多达上万的普通储户，一旦这些人都被曝光，牵涉面太广，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据了解，鄂尔多斯的典当行、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就有上千家。关于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规模也存在多个版本，最低的是300亿元，最高的达到上千亿元。

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现在就怕大家产生恐慌情绪，一起来要钱，地下钱庄扛不住，整个地下信贷链条也就绷断了。

事实上，恐慌情绪已经在蔓延。记者走访了几家典当行，发现这些昔日风光的能人们都在焦虑中，未来怎么办？他们承担着对上游储户保值增值的责任，但对下游的借贷者却产生了信用质疑。

记者以借款者的身份在准格尔路的一家典当行咨询存贷款事宜，该店张老板称，现在已经将月息降为2分(2%，下文皆按此算法)了，而且吸储仅限于亲戚朋友，以及他们介绍的人，并严格控制放贷规模，而对于放贷，张老板告诉记者，不是谁给的利息高就给谁，最重要的是借款人的信誉和项目，“绝对不放给不熟悉的人，绝对不放给外地人”。

“高利模式”难维持

石小红非法集资案，被外界视为鄂尔多斯第一起大规模的与地下信贷直接相关的案件，对地下信贷圈子的冲击很大，而鄂尔多斯市财政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石小红事件既是信用缺失，更是现有地下信贷模式的危机爆发。

“这两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高利贷利率节节攀升，一度达到了月息2.5分至3.5分，地下钱庄放给的月息达到了3.5分至4.5分。”上述官员对记者表示，石小红的案子给了大家警示，过高的利息难以维持整个生态链条，“反应最快的就是地下钱庄，现在他们的月息回落到了2分，他们放出去的月息也降到了3分至3.5分。”

事实上，石小红在很大程度上也栽在了超高利息上。据东胜区警方透露，从2006年底起的3年里，石小红以2.5分至4.5分不等的月利息，累计吸收民间资金7.4亿多元，案发后能够追回的仅为3.41亿元。从2007年至案发时，石小红向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超过4亿元。因此，很多人认为，石小红“挥霍”的4亿元实际上是用来支付利息的。

石小红的今天或许就是许多超大规模、 高利模式地下钱庄的真实写照，但其带来的危机实际上传导给了鄂尔多斯所有的地下钱庄。

一般而言，地下钱庄充当普通储户与资金使用者之间的桥梁，获取低于储户的利息，靠规模获取暴利。地下钱庄承担向储户发放利息和向资金使用者催缴贷款的双重压力，而贷款能否顺利收回，则取决于下游的获利情况。

在鄂尔多斯，地下信贷基本只进入煤炭和房地产两个暴利行业，也只有这两个行业能承受得起地下信贷高额的利息，这两个行业在终端上支撑着地下信贷的运转，这也是鄂尔多斯的特色。

但在2009年以前，圈内人士都不担心这样的高成本，因为谁都知道，只要钱是投资于煤矿的，收回来是绝对有把握的。据介绍，2008年鄂尔多斯煤炭坑口价格达到了每吨550元，一般中小煤矿每吨煤的成本在50元，利润率高达10倍。

但昔日依赖地下钱庄发展的暴利行业煤矿和房地产，都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获利的机会和幅度都大不如以前。

“煤炭行业不是一个需要持续投资的行业，就鄂尔多斯而言煤矿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那么强烈了。”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能大量吸引地下信贷资本的只有房地产业，其他行业很难承受那么高的利息。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鄂尔多斯市区的人口只有70万，东胜区基本满足了居民的住宅需求。有消息称，康巴什新区房子空置率高达70%。

于光军表示，鄂尔多斯的基础设施的大格局已经成型，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已经空间不大，而住宅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8000元的高位，短期内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剩下商业地产的前景也不明确。

危险的发展轨迹

与江浙民间资本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流向的煤矿和房地产业，都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鄂尔多斯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能源重镇，“羊(羊绒)、煤(煤炭)、土(稀土)、气(天然气)”成为该地区的财富之源。而现在得到大规模开发的是煤矿，在市区每个出租车司机都能讲述一段因煤炭致富的“传奇”，这里有采矿获暴利的煤老板，也有获得土地补偿而一夜暴富的失地农民。

正是这些迅速富裕起来的人，拿着巨额的资金最先进入地下借贷领域。

在东胜区万利镇开煤矿的赵老板现在经营着一个200万吨的煤矿，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如今规模，赵老板一直和东胜的地下钱庄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告诉记者，“从最初的投资不到100万元，到现在的数亿元，地下钱庄帮了很大的忙，没有这些钱，我也干不成。”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2004年前后开启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又为日益壮大的地下信贷队伍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这些钱源自煤矿，然后流进地下钱庄，再流进楼市，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循环。

如今，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一个靠资源和房地产驱动的高消费城市，2009年鄂尔多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562.4亿元，比2008年增长46%，2010年该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比2009年增长20%。

“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与地下钱庄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些民间资本的参与，这里的建设规模不可能这么大，速度也不可能这么快，我们的发展基本上是靠本地资本的内循环。”上述鄂尔多斯财政局官员也对记者表示，资本驱动的城市发展让整个经济处于高位运行，如果不能降温，叠加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对下游产业的暴利依赖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