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倒逼改革

　　温州民间债务危机有望成为倒逼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的改革契机。

　　日前，温州市制定了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方案称，要争创“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定《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争取在国家和省级获批。

　　民间金融新政

　　温州此次民间金融“新政”，将着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和股权投资机构等四种市场主体，并从配套服务和监管方面提供保障。

　　温州将积极向上争取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力争在融资比例、融资渠道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计划到2011年末，全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比年初增加30家，达到50家，资本净额总量达到80亿~100亿元；贷款余额达到100亿~120亿元。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100家。

　　同时，将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对全市11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股本金扩充，市区3家引入省级、市级、县级国有企业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其他8家县域机构实行市、县两级国有企业参股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

　　此外，温州将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其资金主要用于对县辖范围内的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及其项目进行投资。

　　最后是促进股权投资业发展。计划年内完成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1号首期募集2亿元资金。推动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和设立，建立温州人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为了引入外部资金和专业技能，温州将引进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温州设立专业机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也为民间金融组织配套服务、帮助民间借贷走向规范。确保年内新增5家银行小企业专营机构，确保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高于全市全部贷款的增速。

　　为了促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合法化，温州将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供求信息汇集与发布、借贷合约公证和登记、交易款项结算、资产评估登记和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年内选择1个县(市、区)先行启动试点工作。

　　在监管方面，将组建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创新地方金融组织监管。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核心是要整合规范民间资本，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温州成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浙江省非常支持，已经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给了国务院。“我相信会很快批下来。”

　　温州8000亿民间资本中，1200亿是借贷资本。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在过去30年中，温州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以前都是无序流动，哪里热就投向哪里，没有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温州在“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框架下大胆改革，推出各项方案，比如说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100家，民间资本就有出路了。

　　“事实上，这次的危机，也可以倒逼，使温州的经济和资本实现转型。”周德文说，由于政府打击高利贷，现在民间借贷也开始慎重，不贷了，使得企业借不到钱。“上半年利率高还可以借到钱，现在借不到了。也只有规范了，贷方和借贷方才会放心。”

　　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则对本报表示，银行和民间借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且放贷偏好也不同，二者是错位的。对银行来说，越是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越是高风险客户。“在对民间借贷规范后，应该说会使得企业的民间融资成本降低。因为民间借贷的利息如果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就不受法律保护。”

　　在试验区之下，包含了温州当地一系列金融改革的决心和方案。周德文透露，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打算发起成立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具体方案正在制定中。

　　改革任重道远

　　昨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温州的方案确实放开了一些管制，有些新意。

　　郭田勇引述温家宝总理的一个论断：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郭田勇认为温州正在将“边门”打开。

　　不过，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认为，方案中扩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还是杯水车薪。“小额贷款，顾名思义就说明这个行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比较微小、个人的信贷，它似乎还比较难解决温州一些企业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

　　郭田勇也认为温州的金融新政还需要开放更大的额度，“这种改革还需要更实质性的内容。比如银行业能不能对民营资本放开，或者说把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提升为银行，民营资本应该有更大规模的施展空间，也即是说这个‘边门’还要敞得更开。”

　　不过，朱宁也提醒说，放开也要注意到民间资本自我管理的能力，虽然他们资金雄厚，但是未必能充分掌控好风险。

　　郭田勇参与过国家“十二五”金融规划的讨论，他说规划上对于民间资本的开放与鼓励都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措施，而且目前已经出台的支持政策也没有落到实处。

　　“这一次温州的危机，我觉得是一个契机。至少社会各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危机的爆发和正门开得不够有关，和市场封闭与垄断是有关的。温州的方案如果实行，对开放民间资本、防止垄断是有好处的。”郭田勇说。

　　朱宁也认为，这次温州危机也反映出，过去的宏观调控过度依赖于调存款准备金率，这间接导致了民间借贷的风起云涌。实际上应该多通过利率的调整来达到目的。这也是未来金融改革的中长期手段，让利率更加市场化。

　　“调准备金率，令银行无钱可贷，那么企业就只能走向极端的民间借贷。”朱宁说。

　　另外，郭田勇也建议决策者观念上更加开放。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一旦放开民间金融业，那些开银行的私人老板就会乱集资或携款潜逃，将风险留给政府。其实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传统，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完全是民间金融，信用极佳。“为什么金融对内放开就不能相信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呢？”

　　但朱宁同时认为，温州民间金融这个样本体现的一些特点，是非常需要警惕和加以审慎处理的，例如企业联保——一家企业违约，多家企业联合担保。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把民间资本借贷的风险扩大化，创造了一个类似欧美银行业‘大到倒不得’的局面。如果政府不来救我，那么我垮了，就会把温州整个经济拉跨。在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要避免复制这种扭曲的模式。”朱宁叮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