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利贷风险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8月20日至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甘肃省考察时表示，“当前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番话的背景是，民间高利贷融资接近疯狂。

    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江苏北部的贫困县泗洪县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今年春节过后开始，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今年5月底，疯狂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 

    这并不是泗洪县一县盛况，高利率之风在全国各地尽吹。 

    目前，有证据显示温州投资者从房地产撤资，投向高利贷市场。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去年同期该行的数字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今年1－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的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5月利率达24.6％，6月则为24.4％，“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让人看不懂的新兴城市鄂尔多斯，几乎全民放贷。自从2011年上半年因为资金链断裂出现多起金融案件，民间资本紧张无比，有报道称，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有些企业，甚至一个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

    风险已经降临，高利贷冰山岌岌可危，庞氏骗局出现崩塌前兆。

    今年以来，温州发生多起企业主、公务员和银行人员等进行民间借贷后出逃的案例。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关门倒闭。最近的案例是，8月1日，温州巨邦鞋业公司老板王和霞失踪。闽北担保链已经崩溃，显示部分地区的高利贷冰山已在艳阳下融入水底。8月5日，福建建阳刘斌案爆发，此案显示，传销的多层次金字塔式高利贷集资链条，将民间资金与众多担保公司联结成一个金融链条。有消息称，仅建阳的担保公司损失就超过10亿，十多家担保公司老板外逃。

    目前的高利贷市场大致存在两种状况：一是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头寸调动，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缺乏预见。

    可笑的是，有人将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转入房地产金融，视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标志，当房地产投资都成为高危行业，房地产金融高收益必定是一枕黄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利贷盛行是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结构恶化的象征。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化利率，即使贩毒也不行。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在经济扩张周期的投资，由于资金链断裂而成为烂尾工程，一些企业主不甘束手就擒，通过高利贷打通资金链。当笔者到浙江东部的某个县城，看到企业艰难挣扎，而本地的一些从事放贷的年轻人在宾馆中挥金如土，感觉不寒而栗。

    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有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火山漠不关己、视而不见。

    一方面是高利贷狂欢陷入集体疯狂，另一方面是正常的民间金融被刻意忽视，民间资金在歧视之下走上不归路。 

    曾经的投行经济学家、现在的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张化桥，近期一直致力于为民间金融正名，为高利贷正名。他认为，政府歧视小额贷款公司，官办信用社效率低下官气十足，根本无法解决民间融资难题，解决之道是“多批小贷公司，让小贷公司多杠杆，让任何想进来的人都进来，让我们能借钱，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能力去扶持微小企业和三农。”

    考虑到中国财富生成之地50%以上的人从事高利贷，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 

    堵不如疏。

    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目前提出的由大型金融机构保证“‘三农’和小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根本是榫枘不合，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监管机构必须负起监管之责，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

    福建泉州农商行董事长黄斌先生告诉笔者，只有放开，才能治理高利贷乱像；只要纳入管理，才能为民间金融正名。一味的打压，即便用吴英血祭，中国的民间金融堰塞湖只能越来越高，为了应对政策风险，所要求的利率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悖论。

    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我们已经看到了危险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