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具有欺骗性。一方面，借款人为取得他人信任，会刻意把自己包装成成功商人，营造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较高的假象，如在江某某集资诈骗案中，江某某以按揭的形式买了一辆宝马小车作专车；另一方面，借款人通常以合法经营为幌子，通过虚构投资事实、编造借款理由，许诺高额利息，加之花言巧语迷惑，让出借人“放心”地拿钱出来投资。

　　涉及人员多、金额较大。借贷双方最原始关系链大多是朋友、同事或亲戚关系，由于高额利息“诱惑剂”和初期利息按时兑现的“定心丸”，借贷规模和借贷网越织越大，涉及人员包含农民、教师、公务员等，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涉案金额也随之呈几何式增长。

　　借贷方式隐蔽性强。民间借贷活动一般比较隐蔽，多是采用“一对一”或口口相传的方式借款，借贷双方往往口头约定利息且通过地下或半地下活动达成交易，隐蔽性较强，线索发现难，且潜伏期长，上述案例均在地下运行了2到5年才案发。

　　借贷风险高。随着出借人不断增加投资额，借贷利率越涨越高，多数借款人无法在短期内回笼资金并赚回利息，又不能从其他合法渠道贷到资金，往往会陷入拆东墙补西墙还贷的恶性循环状态，最终导致新贷无法“养”旧贷，资金链条一旦断裂崩塌，极易引发经济纠纷乃至刑事犯罪。

　　“贷转骗”犯罪的诱因

　　社会投资渠道单一且收益期望值低。近年来，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个人、家庭积累的财富日趋增多，但社会投资渠道单一，银行存款的低利率和物价的高水平严重不对称，使得不少资金充裕的群众将高利放贷视为资金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

　　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甚至缺失。民间借贷通常以借贷双方互相信任的关系为基础，资金随需随借，相对于银行贷款门槛较低，一般不需要担保和抵押，更不需要类似银行贷款的资产评估和公证；且借贷双方大多关系比较熟络，多是朋友、同事或亲戚关系，或碍于面子，或接受小恩小惠，借贷过程甚至0手续，全凭口头协议。

　　高息、高回报诱惑力大。与银行3至3.5分的年利息相比较，民间借贷利率相对高，借款人为能筹借到足够的资金，通常会以高额月息作为借款承诺，大大刺激了部分出借人投机暴富的心理，如上述案例借款人以3分至1角5分不等的高息，对部分求富心切的出借人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尤其借贷初期利息的按时兑现让出借人尝到了甜头，不仅会进一步加大自己的投资额以期增加回报率，还会在借款人的唆使、劝诱下不断动员身边亲朋好友投资出借。

　　相关防范对策及建议

　　加强宣传防范，引导群众拒绝高息诱惑。民间借贷尤其是高息借贷极易转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案件，部分群众在高收益蒙蔽和驱动下，容易深陷“贷转骗”泥潭，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公安机关应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及时总结民间借贷领域存在的法律风险，通过曝光典型案件、揭露常见犯罪手法，宣传合法借贷关系标准、协议签订规范、相关法律知识、风险陷阱等，引导群众拒绝高息诱惑、树立正确理财观念，提高群众法律意识、防范意识，自觉摈弃暴富心理和贪念。

　　加强排查管控，及时发现不稳定苗头信息。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前沿阵地作用，大力开展对重点地区、行业、场所和部位防范控制以及对民间高利借贷线索摸排，通过金融监测情况和经侦基础工作，定期掌握民间借贷资金流动和利率定价，加强监控高危民间借贷行为和风险聚集点，及时发现民间高利借贷活动的苗头信息，并实行重点管控、立线经营，力争做到提前预警，及时将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违法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把群众经济损失尽可能降到最低。

　　加强法律运用，重拳打击“贷转骗”违法犯罪。虽然目前现行《刑法》“高利贷”罪名空缺，但仍有一些相关的罪名适用以身试法者的行为。公安机关要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深层次分析，厘清借贷行为的本质，正确定性由民间借贷引发的犯罪案件，重拳打击对由民间借贷引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经济犯罪，同时商请法、检部门提前介入，用足、用深、用透现行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打击效果，确保将“贷转骗”犯罪分子绳之于法。

　　加强部门协作，形成有效打击防范合力。“贷转骗”犯罪案件由于涉及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多且散，在立案、侦办过程中面临着调查取证难、追赃清偿难、沟通协作难等诸多难题，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打击工作。公安机关要加强与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应急联络、协同处置工作机制，畅通互通情报、共享信息渠道，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行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大格局，形成有效打击防范合力，推动打击“贷转骗”犯罪向纵深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公安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