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选择我现在的律所，是因为当时认准这家律所专业化、团队化的工作模式。因为我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律师工作方式已然不同以前，以前的律师什么类型都做，整个律师行业都是那样，“万金油”型的很吃香，也很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如果在法治建设突飞猛进的今天，还认为单打独斗是称王之道，未免显得落伍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四座最为发达城市——北上广深，在这里的律师行业已然是专业化团队化的发展，且日益深刻不可逆转，处处彰显工匠精神，突出“快很准”“分工协作”的律师形象。但是，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律师思维似乎还停留在“什么都做，但是没有一样精通”的层次呢？即便是那些有些许执业年限的老律师，也是嘲笑着说，如果只做一个类型的案件，只能饿死。

为何在发达城市和非发达城市之间，律师之间的观念差别这么大？

如果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实这样的问题就很好想明白了。亚当·斯密在“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说到：“因为交换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势必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范围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过小，就无法鼓励人们毕生致力于一项专门的业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拿自己的剩余劳动产物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的剩余劳动产物。”他还举例说：“有些职业，哪怕是最低级的职业，也只能存在于大城市。像搬运工，就只能栖身于大城市。小村庄空间太狭小，自然不用说；即便是中型城市，亦不够大，不能提供给他稳定的工作来源。散布在苏格兰高地一带荒凉孤寂的小村庄里的农夫，不论哪一个，都不得不为了自己和家人而包揽屠夫、面包师乃至酿酒人的工作。在那种地方，方圆二十英里内甚至找不出第二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远在这班工匠八九英里之外居住的零零星星的农户，就只好亲自动手去应付这许许多多的小事情；而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这些小事情照例是要请专业工匠来做。在农村里，一个人兼顾几项性质类似、用材接近的业务的情况相当普遍。在农村，木匠要制造一切木制品，铁匠要制作一切铁制品。一个农村木匠不单单是木匠，同田时还是细工木匠、家具师、雕师、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乃至二轮、四轮运货车的制造者。木匠的工作已经够繁杂了，铁匠更甚。像苏格兰高地那样偏远的乡村，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生计。因为他即便只是日造1000枚铁钉，一年只有300个工作日，年产铁钉也有30万枚之多。但在那里，一年也销售不了1000枚铁钉，而那只是他天的制造量。”

也就是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发达城市，一方面，人们对律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单单要做到要求的事情，而且要做到极致，要做到无可挑剔；另一方面，发达城市里律师市场的巨大化，供过于求也导致人们对律师的选择更多，这个律师不好，就选另外一个，不愁没得选，这些的情况都必然促使律师越来越专业化，且走向团队化。

然而，在中小城市，律师业务的市场就那么小，如果贸然的走专业化团队化的道路，律师是真的很容易饿死。按照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拿自己的剩余劳动产物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的剩余劳动产物。”说的再直白点，就是你在小城市专业化做离婚案件，可是，这个城市一年也就有那么几个人离婚会请律师，这样的情况下，律师是赚不到钱的。毕竟粥多僧少啊！所以，律师绝大多数都是单干，各项业务都做，既当爹又当妈，是“个人英雄”。

存在即是合理。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专业化、团队化是律师这个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尽管在大部分中小城市，万金油律师还有着很大的市场。但都要清醒的看到，经济发展很快的同时，国家对法治建设也在大力推进，我们作为律师的，不管团队化也好，单干也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被时代淘汰，这才是王道。